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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h的SpaceApril 28 转载几篇不错的文章联合早报有几篇文章用精妙的语言把一些微妙的关系描述的比较清楚,看完很有感觉。
爱要怎么做? (2008-04-27) ● 沈泽玮 前阵子,香港人流行抢米,台湾人抢内阁位子,而现在则有不速之客,想要抢中国大陆的奥运祥云火炬。 前两则新闻的热度已经大大冷却,惟奥运火炬却是越抢越热,可见今年8月的北京奥运确实是中国历来最重要的公关工程。 奥运年,偏偏遇上西藏骚乱遭西方媒体偏颇报道、奥运火炬成了抗议中国的火把、CNN评论员辱骂中国人等种种不友善的议题,一波接一波,像是没有终点的接力跑。 中国人被激怒了,在奥运年的特定时空下,更燃起了中国青年汹涌澎湃的“新爱国主义”火焰。 一个自称在温室中长大的80后网民就说:“以前(奥运火炬传递以前)也觉得我不爱国,因为国外宣传得太完美,而中国的官员太腐败,可是很感谢西方媒体的这次奥运宣传方式,让我们第一次知道了我们有多爱国!” 因为网民爱国,所以在巴黎用身体守护圣火的残疾女孩金晶被捧成了英雄。从被人欺负的弱者翻转为强者,她获得法国总统的慰问,外加法国特使的亲吻和拥抱,她的轮椅像是有钢铁般的力量,把普通人的双脚都比了下去。 隔了一个太平洋,四肢健全的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留学生王千源则被打成恶毒的魔女。在校园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王千源称,她尝试在反对藏独和声援西藏两派之间充当“调停人”,不料却被误解为支持西藏独立。 事发后,她的个人资料在网上被公开,她的人头照被人打上“汉奸、卖国贼!!!”的字样,她在青岛的住所遭人倒粪涂鸦,她父母亲吓得另找地方躲起来。 不止意见不同的中国人遭殃,连日本长野县的善光寺在宣布退出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后,其国宝级的建筑也随即遭人喷漆涂鸦。
爱国必须恶行? 从网上围剿到实际破坏,极端行为虽然只属于一小撮人,不代表全部中国人,但仍给予外界恶劣的印象。会不会就给乌鸦嘴的CNN评论员卡弗蒂说中了,像是“暴徒和恶棍”? 西方个别评论员以敌视的言辞,概括式地评论中国人,显然有失分寸,但反讽的是,一小撮人不理智的反应,是不是反以自身行动,附和了评论员的言论? 就像博客作者张鸣教授说的:“我们当中某些人的爱国,怎么跟流氓如此接近,在爱国的大旗覆盖之下,什么恶心的事都可以做,而且做得坦然,一点都不脸红。” 上周末,法国人的家乐福也成了中国青年宣泄爱国情绪的对象。因为大股东被指涉嫌资助达赖,短短几天内,家乐福面对了此起彼伏的示威抗议及抵制声浪。愤怒的人群在家乐福门前烧法国国旗,还有人拿出标语,大骂“法国佬闭嘴”。 但不少舆论指出,找家乐福出气是找错对象,家乐福虽然是法国公司但摆卖的大多都是中国产品,家乐福的员工也都是中国人,抵制家乐福其实是抵制国货。爱国爱得如此莽撞、如此狭隘,显然不妥。 那爱要怎么做?网络歌手自制网络歌曲《做人别太CNN》是很有创意的做法。用通俗、非暴力的方式来包装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片面的说辞,难道不比示威、抵制、恐吓更有说服力? 另外,中国官方尝试为爱国情绪降温时也说了,应该“把对祖国深深的热爱,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搞好经济建设、办好北京奥运会的自觉行动”。 中国能在国际抬头,靠的不是拳头,而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官方言论一般很格式化、带点八股味,但是做好本分、搞好经济,这样的理性爱国确实比较实在。爱国前,先自爱。
谈谈“西方媒体” (2008-04-27) ● 庄永康 北京奥运圣火传递之旅中,有人认为,最具戏剧性的是中国网民对垒西方媒体。网上随意点击,就可以看到眉飞色舞的汉字帖子,说由于中国人民的愤怒,“西方”于是颤抖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因新闻主播暨评论员卡弗蒂的出言不逊而多次向中国道歉。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吗? 应该说,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在祈愿北京奥运能在祥和、安宁的气氛中举行,也不会认同别有居心者利用闹事、利用歪曲事理的言词干扰奥运。但以目前的事态来看,另一方面值得检讨的是,群众这种行为,能不能产生正面成果? 留学美国的青岛女孩王千源(Grace Wang)事件,已敲响了警钟。她由于在圣火抵达旧金山时充当“汉”、“藏”两方面的调停人,结果受网民攻击,称她为“卖国贼”、“汉奸”等,在青岛的家也遭受恐吓和涂鸦,父母害怕到躲起来。 王千源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自辩,说:“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 其实,“同样的事情”已发生在残疾的奥运火炬手金晶身上。她因发出“慎重对待抵制家乐福(Carrefour)”的呼吁,一夜之间从以身护火的英雄变成了“汉奸”。所幸,在收到法国总统萨科齐亲笔慰问信和访法邀请后,她从“汉奸”变回民族英雄。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不是金晶,网上有“替家乐福说话”者,必遭攻击。“感性”与“理性”已成了两个壁垒森严的阵营。 这是很令人纳闷的。到头来,北京奥运的定位是“咱们中国人/华人”的奥运,还是属于全人类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诚然,“民族”情结是一种数千年从不间断的积累,一下子要改过来是不容易的。但现实告诉我们,目前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而中国也自称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汉奸”要怎样定义呢? 事情最糟的是把世界分成黑的白的两大块,怎能分清事理?据我所知,就北京奥运的报道,客观持平的“西方”媒体便有美国的《新闻周刊》、英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时报》等。 其实,在全球化大气候中,“西方”媒体中已有大量来自东方国家的从业员加入,中国人也不少。在目前这种“肃杀”的氛围中,许多人都宁愿保持低调,或仅以悄悄的e-mail说,自己从事的机构(如CNN)并不是那样蛮不讲理的。 以本人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到西方工作讨生活,“极度不爽”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但人在异乡,重要的还是在于把握观察、体验与学习的契机,设法了解别人的优越在哪里,“威力”从何而来。 “西方”、“西方媒体”其实并不是个划一性的概念。比如经营哲学,便有所不同:CNN以抢快,无所不在,凡事捷足先登来取胜;而英国广播公司(BBC)则宁愿失去独家的机会,也要证实新闻的准确性。再者,同一机构,不同的掌舵人,其制作路向也有很大的区别。 上世纪90年代,本人到BBC中文台工作,是2万8000名员工之一,地位很普通。幸运的是,适逢BBC大改革,“外才”也有机会发挥主动。五年来所做的节目,“上头”从未干预。曾做一个特备节目叫《英国生活》,专家学者、贩夫走卒,甚至街头露宿的流浪汉,都可自由访问。 最妙的是,BBC海外部是由英国外交部出钱资助的,但采访外交部听证会时,记者居然可以当面给外交大臣提出“不方便”的问题。尽管外相一脸不乐,但无可奈何,因为“西方媒体”是监督政体的第四权,是独立自主的一个机制。记者的发问和官员的回答都一一记录在案,谁也不能抹掉。 是的,西方媒体每个从业员都未免有本身的观点和立场,但大多数都有一套严格的守则,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出街”。有一回,有个身穿民族服装的女藏民,以“踢馆”的姿态到录音室来,与广播员展开唇枪舌剑大辩论,言词非常火爆。之后,录音存档,并未播出。 我不记得BBC有没有出过像卡弗蒂那样“下巴轻轻”的主播,但BBC肯定曾在事实出错的时候道歉过。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不是匹夫之勇。 我觉得,中国这回费这么大的劲自我辩护,还是没能把西藏建设、民族政策这些正面课题说清楚,问题就出在正规媒体的不够自由,缺乏主动性,“威力”不在的缘故。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这次轮到法国了 (2008-04-27) ● 李慧玲 一大群人在武汉、青岛、广州等地家乐福超级市场前抗议的场面,一点都不让人感到陌生。事实上,这应当是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的。之前网络上,以及手机简讯互相通报抵制家乐福的激愤,已经预告国外媒体将可以如何报道中国4月份的这个周末。我在上一轮反日时亲身领教过中国人民的愤慨。那是2005年,同样是四月天,载我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骂起日本人时面红耳赤,认定到日本大使馆砸车也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我原本要带父母去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吓得放假不敢营业,因为老板是日本人。到成都时看到那些自发的学生走向街头抗议,伊藤洋华堂外也有好些愤怒者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峙。 只不过这次,轮到法国了。 那些表达不满的人理直气壮。他们确实可以说:中国可没去惹人家,而是外国人实在欺人太甚。中国人有发出声音,表现姿态的权利。 不过,看着那些群起激愤的照片,我想起几个星期前看到中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狠批猛打时,对这些强烈言辞表示大惑不解的讲英语的朋友。这次,朋友又会如何说起“那些中国人”?这些朋友不“亲中”,但也一样为北京奥运的到来感到高兴。他们不支持藏独,甚至很多也搞不清西藏的问题,不过这几年来看到中国的发展和改变,逐渐有了好感。他们对西方媒体一贯的傲慢有些不满。这次圣火在欧洲的传递过程中遭到阻难,有人声称抵制,他们也不苟同。看了傅莹大使在《每日电讯》情理兼备的文章,他们心中有所触动。 然而,当朋友再看到一片人海围在超市前的场面,或者被涂鸦的青岛女孩的住家照片,清楚看到“那些中国人”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时,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些朋友不一定写博客,不一定选择公开谈自己的感受,但私下并非没有不自在,甚至恐惧。部分西方媒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衡量别人的眼睛没变,但那个发生了巨变、拥抱全球化的中国来到这样的事情上时,轻易就怀疑外国人的阴谋,并直接把宣泄愤懑与表达爱国结合起来的反应,不也还是一样? 有了北京奥运,有了脚步急速的全球化,中国什么深层的东西改变了?外国人看中国的什么改变了? 有的中国人习惯把一部分西方人总括为整个的“西方”,而有的外国人,包括一些西方媒体,也习惯把那些抗议示威者和网民看作是整个的“中国”。“整个”是个可怕的概念。中国人如果想的是整个的“西方”,那种受到欺压的委曲感会更加强烈。委曲在此时此刻化为愤怒。北京奥运是百年期盼的话,受到无理阻挠,那泱泱大国就更要还以颜色,以维护它的尊严。 但我同时也想起中国总理温家宝几年前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点出中国13亿人口的重量。他当时说,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在外国人眼里,那些示威抗议的壮观场面给人的担忧,包括心里暗自想着13亿的乘法。 示威抗议的不可能有13亿,但是哪怕只是它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会让人有许多的联想。现在外国人看到中国这样的场面,经常都是与“民族主义高涨”连在一起想。虽然示威抗议、表达看法在中国并非没有传统,最早可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政、关心政治的请愿,之后不同朝代也时有发生。但是现在人们的记忆里,近数十年来在中国,如果不是为表达爱国和民族自尊的方式,针对国内问题的“群众事件”很快会被政府制止扑灭。因此,外国人见到这种没有被制止的群愤,往往都是对外的,是与外国发生矛盾的时候,并且往往是在一种中国人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后,为表明中国不容欺的展示。越是这样,中国人越要表现力量。在这种情绪底下,表现不可能是平和的。其中,中国的一些叫嚣者又很容易被媒体所放大,使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当下几乎被视为让人不安的现象。 人们也就在关注奥运时,自然的关注中国如何处理自己。 中国这连串的反应,会不会都在策划3·14事件者的计算之内?我们无从知道,但是历史会记录北京奥运的前夕。 (作者是本报采访组主任)
爱国方式 (2008-04-27) ● 胡爱妮(新加坡人) 最近我的MSN上,许多中国朋友在自己的用户名称前边缀上了个红心,后边加上一个China。一问之下,才发觉这是为了抗议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所作的报道和人权分子在各地多方阻挠奥运圣火。于是愤怒的网民多方呼吁大家参与,希望能通过这次行动表现“爱国”情绪。 没错,我说的是“爱国”。 我其实对通过网络表达的情绪,相当不以为然。我总觉得这样的行动太容易落入人云亦云的巢臼。说应该爱国,太简单。可是去质疑为什么应该爱国,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中似乎没有它的位置。 如果硬是要解构为什么应该要爱国,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不停地回到原点。“国家”这个概念其实很模糊。当我们谈到“爱国”的时候,我们往往忘了理解我们情感的牵挂,究竟从哪里出发。我对新加坡的感情,绝对不只是国旗、国歌、味蕾熟悉的味道、掺杂各种语言的对话而已。这里有的是我的成长记忆,有我爱的许多人,有我的无奈和关怀,我也无法将个人对地域的感情,止步于政治国界上。英文中“国家”这个词,有着“state”、“nation”和“country”的区别。“State”带有浓厚国家政治机器的意味,所以我们通常只说“I love my country”而不是“I love my state”。 有时候,我不禁会想,当人们说爱国的时候,究竟是对国家政治意识的效忠,还是出于对一块土地的人文情怀?这其中并没有对错或黑白之分,更不是能一刀切决定的。 我在上海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江苏小城市长大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进了我实习的公司。后来我们混得熟了,渐渐无所不谈。连中国人最忌讳的3T事件(台湾、西藏、天安门),我们都百无禁忌。 最近和他在线上聊天,谈到最近许多中国人抵制法国货的行动,他觉得这种行为太可笑了。在政府封锁新闻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人知道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新华社的报道基本上是政治宣传,可信度并不高。 他念大学的时候,还入了共产党。后来,他渐渐发现国家的人权和自由,完全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他尝试寻找有关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的资料,可是所有相关的网站都被封锁了,不禁开始怀疑所谓的官方说法,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台湾最好不要回归啊,要是台湾回归,中华民族的民主希望就完了!” 我看见了他的清醒和愤慨。他拒绝抵制家乐福或CNN,可是我怎么都不能说他不爱国。他关心他的国家,而不是跟着人群起哄。他或许看不见也不能改变自己国家的未来,不过我仍希望他一路走好。 在下线之前,他不忘叮嘱我多找一些有关西藏“客观一点”的报道再发给他。他还说:“要记得加密哦。” 我会的,用一串很复杂的数字和字母加密,嗯。 (作者是工程师)
华人示威为夺国际话语权 ● 纪硕鸣(香港) 4月19日,欧美等地华人在同一时刻走上街头,包括洛杉矶多个华人社团,抗议CNN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以及卡弗蒂的辱华言论;巴黎共和广场近万名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表达支持奥运;德国柏林的华人集会升级为穿越柏林市中心的千人大游行;3000多名中国学生和华人聚集在伦敦西敏寺议会大楼外及曼彻斯特的BBC广播大楼外,抗议BBC有关中国的报道失实和不公正。 而这一天,中国各地成千上百的学生、民众走近法国超市家乐福,实施抵制活动。全球华人统一行动前所少见。老百姓走上街头,支持奥运、反对支持藏独、抵制法国货,表达的是心中的忿忿不平,实质上是要夺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需要获得国际话语权 中国改革了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足以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光彩夺目,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消费特征。不过,另一个现象却是,中国开放了三十年,在国际市场上,中国货有人要,但中国话却没人听、没人信。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鼎足而立,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难握话语权。法国总统萨科奇(萨科齐)刚上任就赴中国,笑逐颜开地拿下逾千亿美元的订单,但在西藏问题及北京奥运需要帮助时,他却并不如拿订单时令人感到可爱了。即使在近日西藏暴乱事件中,出现了在西方媒体被扭曲了真相的新闻,中国政府和媒体的抗议声不断,也并没有引起西方社会的足够重视,甚至根本置之不理。 中国展开声势浩大的奥运圣火传递,藏独支持者亦言行激烈,半路拦截奥运圣火,场面暴力,这些都成为西方媒体争抢新闻的最佳素材。但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电视画面及新闻报道中,华人迎接圣火的喜庆场面没有立足之地,在媒体切割下的新闻报道中,北京奥运的圣火传递演变为一场圣火的抢夺战。这令中国民众的心中十分不爽,而中国媒体又千篇一律,只有新华社发出的通稿,这只是一种统一国内百姓思想,却不能被国际社会认同,更谈不上重视的声音。 走上街头,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终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国加油”的呼声不仅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家乐福门前,也在全世界华人集中的区域响起。五星红旗和此起彼落的呼喊声,中国老百姓希望发出自己的怒吼,让国际社会听到这样的呐喊,实质上是要让国际社会可以不仅注意到中国产品的价廉物美,也注意到中国人的存在以及价值。 以国际、国内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及抗议,表达的是中国老百姓在国际舞台上要说话的权利。记得胡锦涛访问印度,在孟买接见中国使领馆官员及华人华侨时就表示,“人有嘴巴就要说话”,这句话可是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中国老百姓一直有话语权缺失的感受,而中国可以说话的媒体,没有令西方社会认同的力量,又不能充分表达出百姓们的意见。于是,让西方了解真正的中国声音,采取抗争的方式,以夺回国际话语权成为最自然不过的选择了。其实,华人以及中国百姓在西藏问题暴露以后的表现,只不过是想说话而已。 这样的说话方式及要表达的内容,相信西方社会已经看到了、听到了,但会不会接受,能不能就此改变对中国的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正在强大,但她的国际话语还很弱小,遭遇风吹草动就要面对西方社会的群起攻之,其中固然不乏“反华势力”,但大多数还是源起对中国社会的不了解。
要让外国人听得懂 事实上,西方社会还很难了解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近年来,中国一直强调软实力,也就是说,中国要融入世界,要让世界相信你,而非臣服你。信任的前提是,大家的语境一定要相同,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对方听不明白,鸡同鸭讲,就失去意义了。在面对西藏问题、面对西方的质疑,中国方面所作出的表述,很多时候是国际社会所听不懂、弄不明白的。久而久之,人家就不想听,不愿意听,就“转台”了,话语权也因此丧失,或者根本建立不起来。 比如,官方的新华社说,在暴徒面前,“武警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国际社会不明白的是,既然是暴徒,为什么要对他们克制,还要忍耐?是否正因为克制,才会出现打砸抢烧杀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没有警察来镇暴;你指称达赖喇嘛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时,他正在为美国数万人弘法,这又如何让国际社会接受呢?当西藏暴乱发生后,所有外国人及境外媒体都被清场,这一措施有千万个理由来说明为了确保安全,但西方的“反华势力”也就有一千个理由来质疑中国官方由此发布的消息和报道的客观性了。 针对CNN主播日前的辱华言论,北京有十多个律师到北京朝阳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CNN赔礼道歉及赔偿100元人民币。而同一时期,纽约海明律师事务所本月22日接受委托,代表华人向曼哈顿南区联邦法院提出集体诉讼,要求CNN母公司特纳集团,为包含诽谤等3项罪名,赔偿13亿美元。13亿美元意味着13亿人民每人要求赔偿1美元,这大概才是西方社会一看都能明白的。 民间奋起,固然可以让西方社会明白中国人不满这些不真实、不公平的所作所为,但这并非是夺取国际话语权的长久之计。长远来讲,还需要中国政府及媒体融入国际社会,以客观的、西方社会听得明白、看得懂的方式争取外国民心。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作者是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不怕中国政府 就怕中国网民 [杜平] (2008-04-25) 针对中国民众在海内外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法、反CNN、反达赖的活动,有些人认为这是官方在背后操纵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是高估了中国政府开展舆论攻势的意识、策略和技巧。假若北京方面具备这些能力,它就完全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媒体的围攻,无需临时抱佛脚,寻求欧美公关公司出谋划策。 在当局平息拉萨暴乱之后,中国政府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处于守势。外交部、公安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发言人纷纷出面发表讲话,试图澄清事实真相,揭露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反击西方政客的指责,但他们说话越多,外界就越是质疑,越不相信。 原因何在?并非是他们所言所述都不是事实,而是外界对中国政府从来就缺乏足够的信任。这里面无疑有西方人一贯的歧视和偏见,但同时也有其他重要原因。从一个中立的媒体人的角度看,除了某些西方媒体的成见之外,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关键的信心障碍。
先要改变对本国媒体态度 其一,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政府虽然以高度开放的态度向大批外国媒体敞开门户,但向媒体发布信息的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诚实度也常常不能令人信服。这就使得西方媒体的思维惯性延续不止,甚至变得根深蒂固:凡是中国政府官员所说的话,它们都会本能地予以怀疑,不会轻易相信。 说到底,这并非只是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之间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和本国媒体之间的问题。假若让中国自己的媒体拥有合理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其信息、言论和权威性被民众广泛接受、认可和信赖,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快捷而顺畅,那么,西方媒体即使要制造虚假新闻,大概也不会有太多的歪门邪道可被它们利用。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去年向外国媒体承诺,在北京奥运会前后允许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境内自由采访。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姿态,至少暂时能够赢得西方媒体的好感。但就本质而言,这种做法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是本末倒置。中国政府的开明和宽容,应该首先体现在对待本国媒体的政策上,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会使外国媒体更瞧不起中国媒体,而且也不可能帮助中国政府甩掉“压制新闻自由”的标签。对“家奴”的不信任、不宽容、不放手,这是中国官方在国际舆论攻防中一直被动挨打的症结所在。 一言以蔽之,若要改变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就必须首先改变政府对本国媒体的态度。或者也可以说,只有当本国媒体拥有适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时,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才能不动声色地调动各种工具,无需动辄声色俱厉,无需花大量精力去和外国媒体进行无意义、无结果的周旋。
话语体系与世界脱节 其二,最近一些年来,中国政府在与外国媒体互动时,思维模式和互动方式都有很多改进,但与其他领域的开放程度和进步相比,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很多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大概都没有真正了解外国媒体的思考模式、运作方式以大众传媒的诸多微妙之处,因而无法用国际主流社会所能够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把政府的立场和观点有效地传播出去。 撇开是非对错不谈,就说此次奥运政治化所引起的中西媒体对立,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中国各级政府在应对西方媒体时的明显不足,乃至不当,包括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八股语言和表达方式。二十一世纪的某些中国官员,显然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政治语境中。遇到一些突发事件,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词汇和表达方式就会脱口而出,连中国人自己都会听得心里发毛。中国现在面对的不再只是温饱问题,而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高端问题,官员们的思维和语言必须跟得上社会文明的步伐。 不妨再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国际主流社会长期脱节,是阻碍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和融洽相处的巨大屏障。很多官员不仅早已习惯了这种政治语境,而且只能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生存,使得原本优秀的文化站不起来、走不出去。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必须着重强化的软肋。 上面已经谈到,由于中国媒体没有足够的编辑自主权和独立性,中国在外交和舆论攻防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地说,中国主流媒体的现状,既不符合崭新时代的国家利益需求,也不能有效地维护政府的威信。这一现实在此次拉萨暴乱事件之后暴露得很突出。 政府控制了媒体,媒体就变成了政府的化身。中国媒体之所以缺乏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公信力,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关键时候,拥有千军万马的庞大新闻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和传播信息的效果,连一个异议人士都比不上。这是媒体管理体制不求新、不求变的必然结果。
中国网络媒体以小搏大 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不尊重媒体,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如果上述结论还不能令人信服,那就看一下中国网络媒体的威力。准确地说,此次中西媒体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网络媒体与欧美传统媒体的对抗,并非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官方媒体与西方媒体的对抗。那些高水平的网络文章、视频、网页和讨论,不仅凝聚了广泛的共识,释放了极大的号召能量,而且还把不可一世的某些西方媒体逼到墙角,使之转攻为守。试想想,若只是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这样的局面有可能出现吗? 网络媒体之所以有威力,就在于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平等参与;官方媒体之所以没有威力,就在于官方不肯放弃“领导一切”、“统管一切”的心态。CNN在发表“致歉”函时,声称其主持人不是批评中国人民,而是批评中国政府,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他们感受到了中国网民的威力,而没有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威力。相比之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三要求CNN真诚道歉却没有结果,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这个现象值得中国官方认真思考。 归根结底,所谓网民就是人民。中国与西方媒体和达赖之间的对抗,之所以能够赢得声势,反守为攻,最大的功劳不在官方和官方媒体,而在于包括网民在内的人民。他们自愿、自发和自由的言论,是政府应付外界压力的强大后盾。如果当局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就应该用更好的技巧去引导网民,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同时更要善待网民,给他们更多的信任、更多的宽容。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March 22 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中国父母对儿女的期望究竟几何?表面上个个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期望呢? 刚刚听到苏东坡在幼子出生时的一首诗《洗儿戏作》云: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联系到之前的一些所见所思,天下的父母实际上更希望自己的儿女一生平安健康快乐啊! 对于苏东坡而言,这首诗有自嘲的含义,苏轼如此聪明,名气如此之大,为何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苏轼传》最后的评语说得好“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这就是说:“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不要那么锋芒外露,虽然没有受到重用,至少不会惹祸。不过,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还算是苏轼吗!” 作为父母对于儿女的期待而言,这首诗又有另外的一层意思——“聪明,未必能带给人一生的快乐,也未必能够给人带来事业的一帆风顺”。一个糊涂人要想变得聪明并不困难,只要努力去学就行;但是一个聪明人为了避祸而装糊涂,缄口不言,那就困难得多,这正是郑板桥所说的“难得糊涂”。 我的理解还有第三个层次,即使一个为人父母者终日苦口婆心督促儿女学习进步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一旦其儿女在健康和生命安全遇到重大问题时却都能显露出自己内心真实的一面,只求健康平安。我平时见到一些有一定成就的父母,对自己儿女却并没有太高期望,大致说来都是不期望子女将来有太高的成就,只希望他们将来衣食无忧、平安顺利等等,并无过多培养将门虎子光耀门楣之愿,初听总会不大理解,细品才知道这是合理的。大凡取得一定成就的人物,都是经过商场、政坛甚至是战场一番血雨腥风的拼杀出来的,他们见过太多太多的人生风雨起伏,知道要想成大事除了自身努力还需要许多的机缘巧合、避过许多的天灾人祸,明白所谓的“人前显贵”意味着远比普通人更为沉重的责任和背后巨大的风险。“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人父母者往往希望儿女即使失去成为那“一将”的机会也一定不要做那些枯骨。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父母对于儿女的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决定作用,我们可能也将为人父母,能做到的应当是让后辈们明白更多的事理,同时尊重他们的选择。 March 17 大逆转,像梦一样 自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踢足球以来,还从未有哪一场比赛带给我如此这般的快乐与兴奋。虽然已经过去两天,我还是不得不好好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留作永恒的美好回忆! 这是15号上午9点钟举行的马约翰杯男子足球比赛四分之一决赛,我们系对阵传统劲旅土木系。在上学期我们历史性冲入八强后,心中一直惦记着这场比赛,大多数人也都保持着状态,进行着有规律的训练,开学以来集体训练更是频繁,大家态度认真、士气高涨,都有继续前进创造历史的决心。本场比赛我们出场队员有:前锋郭乾统,左前卫王宇、右前卫崔明洋、中场王枭,双后腰马辰、谭丰,左后卫金文杰、右后卫吴超、盯人中卫王蕴、拖后中卫是我,守门员高浪。而通过比赛了解到土木系的特点是,后卫身材高大强壮、打法硬朗,前场队员速度快,有一名核心球员踢后腰位置,技术、速度、力量兼具,全队攻防都围绕他展开,几乎所有的定位球——中前后场——都是由他发出。 上半场抽了个逆太阳光的方向,有些晃眼。刚开场不久,郭乾统在对方禁区内拿球被绊倒,毫无争议的赢得了点球,王枭操刀主罚打中路,对方守门员双脚几乎没动就将球挡出了底线。事实上,我们这种业余级别的比赛里面,守门员扑救能力很弱,点球发中路往往是最不可取的。点球罚失对我们的士气有所影响,加上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队员都是第一次踢马杯的淘汰赛,刚上场难免有些紧张,上半场前二十分钟都处于试探阶段,双方互有攻守,土木系多次在我们后场制造任意球机会,那名核心球员也往往采用直接吊门的方式制造威胁,他们略占优势,我们感觉压力很大。果不其然,土木系随后就利用一次我们后场右侧的任意球机会直接将球旋进了球门后点,我们落后了。说实在的,我们赛前从来没有认为会输给土木系,这个失球令人沮丧,也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让我们清醒起来。随后我们加强了进攻,场面有相当的改善,也获得了几次机会,但中场休息前未能入球改写比分。值得一提的是,双方作风都很顽强,拼抢也十分激烈,加上裁判尺度严格,几名队员都吃了黄牌。在场边,我也因为对方观众的一些言语和他们发生了口角,虽然并无大错,但回想起来实在既不应该也无必要,权当自己的教训,引以为戒! 下半场易地再战,这次倒是不逆光了,但没想到起了风,我们成了逆风方向,对大脚开球和任意球进攻都有影响。我们继续加强进攻,抓紧每一次机会力争尽快扳平,但仍然处于僵持的阶段。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约20分钟左右的时候,对方核心球员中场左路拿球,我方左后卫和盯人中卫犯下错误,同时上前扑过去却未能阻止人和球当中的任何一个,甚至撞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该名球员继续往前快速带球到达禁区前沿直接面对我的防守,我不敢轻易出脚,一直不断移动步子,试图在跟随当中伺机破坏或延缓进攻节奏等待己方球员回防,也显得有些慌乱,后来他迅速变换方向,将球带往禁区左侧底线附近,在我试图拦截时一脚低平传中至门前,我转身一看,好家伙门前站了两名对方球员却不知我方后卫身在何方,等我扑回去堵枪眼时已然来不及了,0比2!这个进球给我们非常沉重的打击,时间已经不多了,一直没有破门的我们在这段时间扳回两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之前的小组赛中我们队也往往是率先进球而后才被扳平,奋起直追而又逆转的例子几乎没有,当时我的心里也几乎是对晋级失去了希望——我们就这样输了吧,对方是强队,我们也算是进入了八强,一步一步来——对方也好像是在提前庆祝自己的胜利了,场上的形势似乎也允许他们这样做。这时的阳光被云朵遮挡而忽明忽暗,风向也变化不定,场边的观众和我们自己互相打着气,但似乎并没有谁认为我们还有多少希望。 继续战斗,失望归失望,余下的比赛还要认认真真去完成,通过换人我们补充了新鲜力量,落后两球的时候反倒让大家放开了手脚奋力一博。中后场的防守更加严密积极了,两个后腰保持了本场的优点,对第一点的控制做得不错,后卫硬朗的动作也让对方前场有些忌惮。这个时候转机出现,我方前场左路拿球,王宇王枭等人经过一系列配合后下底传中,队长崔明洋干脆的头球破门,对方毫无反应。回想起来,这个入球真得非常重要,它重新点燃了我们对胜利的渴望,继续来,可能能行!但时间的确已经不多了,对方一些行为也是在合理合法的消耗时间。没过多久,我在禁区右侧附近的防守中截获皮球,面对对方唯一的前锋选择了过人,在顺利带球绕过他之后没想到被死死的拉住了胳膊挣脱不开,裁判哨响,我也就势倒下,之前已经数次掏出黄牌的裁判出示了红牌将其罚下!这是个很有争议的判罚,土木系的队员们对此忿忿不平。我猜测犯规队员的意图一是从源头阻挡我们发起流畅的攻势,打乱节奏,二是通过犯规拖延时间,其预期的代价是一张黄牌,侥幸心理很重。但在我方或是裁判的角度看来,在我已经成功过人的情况下又采用与正常比赛动作几乎无关的方式进行犯规,又有拖延时间的嫌疑,是一种应当予以惩戒的行为。我感觉应该介于红牌和黄牌之间,判红牌有些重,黄牌大概又有些轻,但无论怎样对方少一人的局面给了我们更多激励。这时我们又调整阵容,加强了进攻,黄磊老师的上场为锋线带来了更多的冲击力,数次威胁多方球门。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场面占优的我们心里也万分着急。终于,在比赛结束前几分钟,对方球员在禁区内明显手球,我们又获得一个宝贵的点球机会!柳暗花明,希望终于就在眼前,兴奋无以言表!即使是这样,实际情况还是多了一些曲折。这次由王宇主罚,他射门时我因为补射心切提前迈入了弧顶区域,被判重罚。王宇还是信心十足,“直接去中圈发球吧”!再射,同一角度,守门员同样没有反应,扳平了!全场沸腾!20分钟前我们实在不敢奢望出现这样的局面,但它确实摆在了我们面前,这场比赛从这时开始,无论是加时还是点球决战,我们都势在必得! 没过多久进入了加时赛,场上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胜利的天平正在朝我们倾斜,我们场下啦啦队的喊声也压过了对方,士气空前高涨,上半场王宇一个接角球后的头球攻门略微高出,其他时间平平淡淡,机会出现在下半场,对方核心球员也抽筋暂时离场,我方发动猛攻,在一次反击当中,从左路王宇、王枭等人策动进攻往中路输送,黄磊老师在禁区前沿接球面对对方两名队员的防守冷静的将球送给了右边位置更好的郭乾统,后者一蹴而就,3比2!进球完成后,乾统就抽筋离场。余下的队员坚持防守了剩余的3分钟时间,一声哨响,我们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纵观整场比赛,全体队员尤其是中前场的队员表现可圈可点,在王枭的带领下,马辰、谭丰表现出色,组成了坚强的中场三角,赢得了场面上的优势,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于困难的局面;后卫线队员还需总结经验弥补战术和队员基本功方面的不足,以应对更大的挑战,两个失球并非场上实力对比的正常体现,至少可以避免其中一个;几个换上场的新队员也发挥了生力军作用,锻炼了自己。这场比赛也让我们所有队员充分认识到了淘汰赛的激烈程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其他几支队伍实力相近的情况下,我们有信心继续前进! 其实对我来说这次比赛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让我从足球中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在十分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所有人不轻言放弃,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抓住那转瞬即逝的几个机会,获取最后的胜利,这样的感觉如果不亲身经历是决难有所体会的。比赛结束后所有队员和我方观众兴奋到了极点,大家涌上球场抱作一团欢腾呐喊,人世间的快乐不过如此!赛后的回忆也是一件美事,若干个“如果”可能带来若干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但我们却恰恰得到了这个最让我们激动、最为凝聚人心的一个结果,这的确是足球的魅力、体育比赛的魅力!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做一种事情的水平每提高一个层次,能从这种事情中获得的乐趣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年的联赛印证了我的观点,长时间的坚持体育锻炼让我不但有了强健的体魄,也得到了不一般的乐趣,从而也更激发我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能干事、会处世、讲政治一个前辈对几个后生谈了自己感悟的三个境界,第一步要能干事,第二步要会处世,第三步要讲政治
我认为说得非常有道理,其实这些感悟已然浓缩了干事业的精髓,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还需要认真琢磨。 对于前辈这样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人士来讲,他们可能已经到达了前面所说的第三个层次,他们的最新感悟可能大都是“讲政治”,或许他们向小字辈们说起的时候往往也都抖出这三个字,但小字辈们却往往会忽略他们在前两个层次上的积淀而本末倒置。每个人都应该做合时宜的事情,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讲,首先要具备能干事、认真干事、干成事的能力,才能在众人中脱颖而出、被伯乐识中,才能让周边的人信服。在这个阶段应该有工程师的心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精雕细琢、兢兢业业。 具备了能干事的能力之后,一个人就具备了资格,有了一个身份,获得了一个角色来进入社会,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要与他人相处、要与人合作、要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此时“能干事”作为基础仍然可贵,但仅仅“能干事”已经不足以让你走得更远,需要向“会处世”的境界迈进,在工作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能够团结尽可能多的同志共同工作,与人为善、和睦融洽,在复杂的人文环境和利益诉求的条件下能够既干成事、又让近乎所有人对你的行为方式比较认可,这又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能干事”。 前辈开玩笑说,当做到了“会处世”后,发现自己对下属和群众比对领导要好,发现自己虽然有能力,但在和领导沟通方面却没有更多的好办法,这样无论是对党的事业还是个人的发展都是一种局限因素,于是有了第三个要求“讲政治”。 “讲政治”是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重要要求,但却知易行难。“讲政治”并非要求你在各种场合用官话套话口若悬河重复中央精神,并非要求干部去以各种方式迎合领导而获取好处。而是要求干部们为了党的事业,团结在共同的一面旗帜之下,去坚决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在这个过程中立场坚定、坚决服从指挥、不怕牺牲、不畏强敌,不折不扣地执行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又能用这面旗帜去团结更广泛的干部群众,形成更有活力、有战斗力、有吸引力的政治群体,用思想和信念凝聚人的力量,用实际效果和成绩来让人信服。 我们还处于学习的阶段,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能干事”是我们目前所应努力达到的根本,应当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扩大自己能干的事的范围,这就是要多学习、勤奋学习。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明事理、通过社会工作和各种实践的机会来锻炼自己,向“会处世”的境界过渡,同时争取对“讲政治”有一定的了解和理解。 February 20 郭锡龄拒绝回应铁道部批评(转载)郭锡龄拒绝回应铁道部批评 不否认压力很大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星岛网讯】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19日下午接受媒体访问,谈及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的旅客疏运工作,特别回应了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面对王勇平措辞激烈的表态,郭锡龄20日拒绝接受采访。接近郭锡龄的秘书与其他人员不否认遭受到的巨大压力。《南方都市报》20日对此发表评论称,王勇平虽是据理力争,却也针锋相对,批驳之势急切凌厉,回应之心反而淡薄。
据新民网报道,接近郭锡龄的人士在了解媒体提出的问题后随后立即向郭锡龄作汇报,经过二十分钟的汇报和思考后,该人士表示,郭锡龄对整个事件非常清楚,亦知晓媒体以及铁道部对他的回应,也了解新民网和网友关心这件事,但“郭副主席在开会,暂不方便接受媒体访问”。对于媒体所提“在了解铁道部有关回应之后郭锡龄作何评价、是否仍坚持先前对铁道部的批评态度及是否会公开自己批评言论的根据和信源”等问题,该人士未直接回应,但不否认“郭锡龄倍感压力”的说法,言谈间尽显无奈。
《南方都市报》评论称,春运临近尾声,各方压力缓和,于刚刚过去的冰雪灾害与滞留事故,恰是及时检视的时刻。郭锡龄所说,无非意指铁道部应该为广州地区旅客滞留负责,至少是负部分的责任。而郭的质疑,不过是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说出了民间普遍存在的疑问。疑问的存在,是以释疑的不及时、不主动、不公开为前提的。公众疑问的真实与否根本无须追责,而释疑的姗姗来迟却正是机构失责的反证。大灾大难过后,公开讨论谁要负责,谁要挨罚,本是正常的公共生活,也是必要的社会情绪出口,就像公开宣传谁应该得表扬,什么机构应该授奖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完整的正负两面。这个道理本来浅显,只是落实到政府机构的奖优罚劣之上,便无来由地敏感起来,使得可能从灾害中增进的全民经验,也一并敷衍塞责过去。这种状况,无疑要令民众心痛而不忍见。
铁道部发言人称,郭副主席所言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这样的语句,用于科学辩论是可以的,用于回应公民的质疑,却是十分的不妥。铁道部作为国家铁路管理和运营的唯一机构,一手掌握铁路系统的所有资讯,这是作为普通公民的郭锡龄不可能占有的。这种资讯的不对称,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公共机构与个人的能力不对称,使得质疑成为公民的天然权利,而不必受制于事实的绝对准确。事实与常识,衡量的只是权利行使水准的高低,却丝毫无损权利行使的正当。如果以违背事实和常识的认定,来否定郭锡龄批评与质疑的权利,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
评论称,而事实上,对公开批评的不适应已成今天公共机构的痼疾,对质疑权利的不自信构成了公众情绪的严重压迫。而当发言人王勇平质问,“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这样的发问,近乎要以道德优势取消郭锡龄的批评资格。
铁道部发言人的批驳表态,在网上迅速为更汹涌的批评浪潮所反噬。抛开郭锡龄言论的事实依据不论,郭锡龄所遇到的极不对等的机构批驳,变形成为让批评者感到紧张的威压信号,构成公众行使批评与质疑权利时要自觉弱势的鲜明印象。铁道部发言人的所谓回应,流露出对社会批评的极为敏感与不适应,更在不经意间传达了对正当质疑的无礼棒喝。一家政府机构的公开发言,给公众造成如此的社会观感,是相当失责和没有风度的。
总理温家宝曾在冰雪灾害肆虐时到达重灾区江西,他说:灾害使我们损失了一些东西,但这是暂时的;灾害使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这却是持久的。总理所言,同样不过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样朴实浅显的道理,放在风雪中坚持的个人身上,得到的是信心、勇气和力量,放在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得到的就是反思、改正和进步。这就使得在面对灾害时,一个社会敢言无忌的反思与众志成城的抗击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
评论称,刚刚过去的这场灾害,既使全社会真的相信皆由天灾而起,也自然还有公共事务的不足之处可堪追问。完全没有缺点暴露、机制反思的灾后重建工作,是极不正常的,也是违背事实和违背常识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说,抗击冰灾、成功疏运的壮举,是各界齐心努力所达成的,理应倍加珍惜。而今日难得的批评局面,复苏的质疑精神,萌芽的公民权利,渐进的公共探讨,在不在这理应倍加珍惜之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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